昨日凌晨，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、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，享年105岁。

先生杨绛

“先生”这个称呼，放在女人身上，带着浓浓的民国味道。

与“普通男人”也能称其为先生不一样，能称为“先生”的女人都是不普通的，要有大学问、有风骨，是个真正的读书人。

杨绛先生105岁，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年。她出生的时候，还是清宣统三年，清王朝的尾声。1岁时，是中华民国元年。38岁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55岁时，文化大革命爆发。

杨绛和林徽因是同时代的才女。“遇见她前从没想过结婚，遇见她后从没想过和别人结婚”——她与钱钟书童话般的爱情，甚至让后人忽略了她作为翻译家、文学家、戏剧家的才华。

先生杨绛

杨绛，本名“杨季康”，出生在1911年7月17日的北京，3岁时回到故乡无锡。

杨家是江苏无锡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。这和同为无锡人的钱钟书家差不多，钱钟书的父亲是文史大家。

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维新派，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。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，因为她极为聪明，且爱好读书学习。

杨家是新式家庭，没有一点重男轻女。杨绛嫁给钱钟书以后，他的父亲有一次说，“钱家倒很奢侈，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。”

杨绛曾说，她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，由淘气转向好学的。

“爸爸说话入情入理，出口成章，《申报》评论一篇接一篇，浩气冲天，掷地有声。我佩服又好奇，请教秘诀，爸爸说：‘哪有什么秘诀？多读书，读好书罢了。’”

“我学他们的样，找父亲藏书来读，果然有趣，从此好读书，读好书入迷。”

她回忆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，通过行动让她体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古训的真正意义。

父亲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，秉持司法独立，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，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。罢官后，还公开发表了长篇《申辩书》，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。

上海孤岛时期，杨绛也和父亲一样“固执”。她回忆，当时他们夫妇与陈西禾、傅雷、宋淇等同自愿参加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作家、文化人泾渭分明，不相往来。

这一时期，杨绛已经开始写剧本，并在戏院上演。她给自己起的笔名是“绛”，来自“季康”的吞音。

戏剧创作让杨绛早早成名，别人介绍钱钟书，“这是杨绛的丈夫。”

承袭父亲，杨绛对独立和自由的追寻不仅仅表现在日本侵华时期。她说，有时“我这也忍，那也忍，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，内心的平静……含忍是为了自由，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。”

文化大革命时，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批斗。忍受抄家、批斗、羞辱、剃阴阳头……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。

年近60岁时，被下放至干校。让她去打扫厕所，她就把厕所擦得极其干净。没事的时候，坐在马桶上看书。

文革期间，钱钟书完成了古籍评论著作《管锥篇》，杨绛完成了西班牙著作《唐吉可德》的中文翻译。

从干校回来八年后，进入晚年的杨绛写了《干校六记》，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。写了长篇小说《洗澡》，讲述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，被施蛰存誉为“半部《红楼梦》加上半部《儒林外史》”。

钱家人忆杨绛：先生无锡话说得很甜很糯

图为钱钟书（左）、杨绛（右）夫妇看望著名女作家冰心。（资料照片）中新社记者 陈钢 摄

“就在前几天，我还说要去北京去看她。我在半道上听到这个消息，整个人都懵了，不相信。但越来越多的人来问我，我才知道，这次是真的了。”25日，江苏无锡，钱钟书先生的堂侄女钱静汝老人对记者这样说。

钱静汝连忙回家打电话向北京确认。

钱静汝说，钱钟书外甥女石定果在电话中说：“我在家里，也不知道，昨天才去看过舅母，她还好好的。”

钱静汝下午赶到钱钟书故居时，一路坐车恍惚间竟差点坐过了站。

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，系钱家祖遗产业——钱绳武堂。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、叔父钱基厚及子女曾居住于此，这里出了一屋子的文化名人。

下午，因为杨绛先生逝世的消息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许多外地来无锡旅游的游客都赶到这里凭吊。

今年78岁的钱静汝已是满头白发，在向记者回忆其与杨绛先生相处往事时，钱静汝几度哽咽。

“有的人说钱钟书很怪，但其实他们是最爱孩子的、最热情的。我小时候曾和他们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，先生平时还给我们讲讲小故事，这一晃已经过了很久了。”钱静汝说，杨绛先生的无锡话说得很好听、很甜、很糯，而且很多无锡老话，先生都记得特别熟，都能说出来。

“杨绛先生是非常坚强的，就像《我们仨》那本书写的，看着非常心痛，就是痛到心里面去了，才选择用很多梦写出来，女儿走在她前面，丈夫也离她而去，一个人把钱钟书生前的文稿整理出来。就是在（她）生命的最后还在奋斗，也没有怨天尤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下一辈人学习的榜样。”在钱静汝看来，杨绛先生观察特别细腻，文字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深远。

中新网记者探访杨绛生活了近40年的寓所。图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南沙沟小区北门。宋宇晟 摄

邻居回忆杨绛：最大的印象就是“生活很简朴”

25日下午，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南沙沟小区。据报道，从1977年搬进南沙沟小区，杨绛就一直居住在这里。

记者赶到时，已有三三两两的记者守在小区门口，还有记者在小区门前支起了摄像机。

顺着小区大门向里望去，是一排排或三层或五层的楼房。从外观上看，小区近年重新粉刷过。记者随即向出入小区的居民询问杨绛先生情况，大多数人表示只知道杨绛先生住在该小区，但没有过接触。

记者在小区门口采访了杨绛先生的邻居潘先生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对杨绛最大的印象就是“生活很简朴”，“别人家都装修得很好，她家这么多年还是水泥地板，也不装修”。

潘先生说，杨绛平时和保姆住在一起，为人低调，近年来也很少会客。在他看来，杨绛是一个“再平常不过的老太太”。

杨绛先生的百岁人生：最才的女 最贤的妻

杨绛与钱钟书

这“蔚然而深秀”的眉宇

杨绛最出名的身份是钱钟书的妻子。

钱钟书的天分、才学过人，成就也过人。以至于谦虚都是多此一举，杨绛曾转述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的话：如默存者“二百年三百年一见”。

除了钱钟书，杨绛的生活圈中还有很多“名人”。清华求学时，朱自清曾是她的任课老师，对她的写作赞赏有加。钱钟书还没写出《围城》时，夏衍大赞杨绛的戏剧作品。

林徽因曾是杨绛夫妇的邻居。钱钟书在清华工作的时候，养过一只聪明的小猫。小猫长大后，经常和邻居林徽因家的一只名为“爱的焦点”的小猫争风打架。每到半夜两猫打架的时候，不管多冷，钱钟书就急忙拿起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长竹竿，帮自己的小猫打架。

费孝通是在杨绛的感情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角色。这位社会学、人类学殿堂级人物，没有追求到杨绛。为此，他到清华大学找杨绛“吵架”。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，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。

费孝通和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，他当然不服气。1932年21岁的杨绛来到清华当借读生，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与钱钟书相遇。

青布大褂、毛底布鞋、戴一副老式眼镜。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第一印象，杨绛形容第一眼的钱钟书，眉宇间“蔚然而深秀”。

杨绛一生追随钱钟书，甘愿站在丈夫身后。杨绛曾说，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，比自己有价值。

但她的才情并没被婚姻淹埋没，也没被才子丈夫忽视。

钱钟书的名作《围城》，1989年将要搬上银幕前，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：“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。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”

杨绛曾解释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，“围城”的含义，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，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，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

钱钟书很赞同杨绛的概括和解析，觉得这个关键词“实获我心”。

早在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《人 兽 鬼》出版后，钱钟书就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：“赠予杨季康，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：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

钱钟书还说杨绛是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。”

杨绛曾自己写文章说，她的“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，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，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。”

她说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，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。但苦虽苦，也很有意思，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，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。

许多年前，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：“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；我娶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；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把它念给钱钟书听，钱当即回说，“我和他一样”，杨绛答，“我也一样。”

这段话广为流传，他们的爱情被看成天作之合，成就彼此，像童话一样完美。

一家三口。中间为杨绛与钱钟书之女钱瑗。后杨绛写书《我们仨》纪念。

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

实际上，苦难也伴随了杨绛夫妇一生。外辱内乱、颠沛流离、亲人离散……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该赶上的境遇都赶上了。

1997年，被杨绛称为“我平生唯一杰作”的爱女钱瑗去世。一年后，钱钟书去世。此时杨绛年近90岁。

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，以逃避失去亲人的痛苦。

由钱钟书和杨绛的作品收入所得，2001年建立了“好读书奖学金”，设在夫妇二人的母校清华大学。

2003年，《我们仨》出版。

书中有个名段落：

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。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人间也没有永远。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。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。一九九七年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岁未，钟书去世。我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失散了。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。

2007年，杨绛96岁，出版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这本书是关于自己对于命运、人生、生死、灵与肉、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。

步入百岁的杨绛，显出智者的仙骨。媒体配图的照片上，她总是银色的短发梳的光滑地背在脑后，有时带个*子，面庞有些消瘦，很白，爬满皱纹，一脸祥和。

百岁生日之际，杨绛曾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问答，但是以笔谈的形式。

回答“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，最能依恃的品质？”杨绛说，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是肯吃苦。因为艰苦孕育智慧；没有经过艰难困苦，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。有了亲身经验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。

我的“向上之气”来自信仰，对文化的信仰，对人性的信赖。总之，有信念，就像老百姓说的：有念想。

她由此举例文革中，自己仍然坚信“人性并未泯灭，乌云镶着金边。”确信“灾难性的“文革”时间再长，也必以失败告终，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。”

在这篇问答结尾处，杨绛说，“我今年一百岁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，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，寿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‘回家’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‘登泰山而小天下’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细想至此，我心静如水，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”

杨绛莫名其妙的红了，成了微博、微信的宠儿。网络上拼凑杨绛的“名言名句”，竟流传出“百岁感言”。浮躁的网友只想干了这碗鸡汤。

与之相反的是杨绛有篇散文《隐身衣》，能“隐于世事喧哗之外，陶陶然专心治学。”

杨绛曾对人讲起，一次父亲问她：“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”我答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

她说，钟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。”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
杨绛谈人世间最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？

01 我与钟书

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，他身着青布大褂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眉宇间蔚然而深秀。见面时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没有订婚。”而我则紧张的回答：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，越写越勤，一天一封，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。我难受了好多时。冷静下来，觉得不好，这是fall in love了。

1933年秋的一天，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，不巧被其父钱老先生看到了，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。后来钟书跟我说，老先生看到信后，对我大加赞赏。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：“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，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，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。”老先生边看边赞：“真是聪明人语。”

1935年春，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，那时我还没有毕业，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，被娇养惯了，除了读书之外，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，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，处处得有人照顾。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。

多年前，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：“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；我娶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；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”我把它念给钟书听，他当即回说，“我和他一样”，我说，“我也一样。”

02 我的丈夫钱钟书

钟书常自叹“拙手笨脚”。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，分不清左脚右脚，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。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，怎样的拙。

1972年的早春，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，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。早起，钟书照常端上早饭，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，满面得色。我称赞他能蒸年糕，他也不说什么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。我吃着吃着，忽然诧异说：“谁给你点的火呀？”（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，他早上打开火门，炉子就旺了，这一次不是）钟书等着我问呢，他得意说：“我会划火柴了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，为的是做早饭。

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《围城》后赞叹不已，打电话说要见他。钟书在电话里说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，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？”

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。钟书说它有灵性，特别宝贝。猫儿长大了，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。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，倚在门口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听见猫儿叫闹，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，拿了竹竿，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。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，她称为她一家人的“爱的焦点”。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，引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，打猫要看主妇面了！”（《猫》的第一句），他笑说：“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”

在牛津，我怀上孩子了。钟书谆谆嘱咐我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我对于“像我”并不满意。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。女儿，又像钟书，不知是何模样，很费想象。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，不过，这是后话了。

在我住院期间，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，每天到产院探望，常苦着脸说：“我做坏事了。”他打翻了墨水瓶，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。我说，“不要紧，我会洗。”

“墨水呀！”

“墨水也能洗。”

他就放心回去。然后他又做坏事了，把台灯砸了。我问明是怎样的灯，我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他又放心回去。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，说是把门轴弄坏了，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，门不能关了。我说，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他又放心回去。

他感激之余，对我说的“不要紧”深信不疑。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“坏事”，我回寓后，真的全都修好。

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，回到寓所。他炖了鸡汤，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，煮在汤里，盛在碗里，端给我吃。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“大阿官”能这般伺候产妇，不知该多么惊奇。

03 我们仨

钟书曾逗阿瑗玩，说《围城》里有个丑孩子，就是她。阿瑗信以为真，却也并不计较。他写了一个开头的《百合心》里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，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，也就是她。阿瑗大上心事，怕爸爸冤枉她，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，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。一个藏，一个找，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。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。

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“地雷”，埋得一层深入一层，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、镜子、刷子，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，等女儿惊叫，他就得意大乐。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，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。钟书恨不得把扫帚、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，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。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，可是钟书百玩不厌。

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：“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瑗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，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。”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，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。

我们在牛津时，钟书午睡，我临贴，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，便睡着了。他醒来见我睡了，就饱醮浓墨，想给我画个花脸。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。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，洗净墨痕，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，以后他不再恶作剧，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，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，聊以过瘾。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，大热天女儿熟睡（女儿还是娃娃呢），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，挨他母亲一顿训斥，他不敢再画。

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。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。人间也没有永远。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。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。一九九七年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岁未，钟书去世。我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失散了。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”。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。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“我们家”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

04 独留人世间

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，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，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。一次父亲问我：“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”我答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

“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；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；我双手烤着，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”——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。

钟书病中，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。照顾人，男不如女。我尽力保养自己，争求“夫在先，妻在后”，错了次序就糟糕了。

钟书走时，一眼未合好，我附到他耳边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呐！”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。其实，钟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

2012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图片由人民出版方提供

05 一百岁感言

我今年一百岁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，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，寿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

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细想至此，我心静如水，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

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，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。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，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。你稍有才德品貌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。你大度退让，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。你要不与人争，就得与世无求，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。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，就先得和他们周旋，还得准备随时吃亏。

少年贪玩，青年迷恋爱情，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，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。

人寿几何，顽铁能炼成的精金，能有多少？但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；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，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。

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，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；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；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；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

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，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，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，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，这便是人生哲学。

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

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

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

杨绛先生珍贵图集

妈妈抱着胖乎乎的阿季（杨绛）摄于上海，她那时一岁半。

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。七妹杨桼、八妹杨必站在母亲两旁，小弟保俶站在父亲身边。后排左起为三姐闰康、杨绛、大姐寿康和大弟宝昌。

1935年，杨绛与钱钟书结婚，婚后同赴英国牛津求学，之后生下女儿钱瑗。

1934年4月2日至9日，钱钟书从上海北来探望杨绛，两人在北平郊区周游。

新婚的钱钟书和杨绛，搭乘邮轮赴英留学。

钱杨夫妇与盛澄华（右）1938年在巴黎。

在翻译界，杨绛可谓大家。通晓英语、法语的她自学西班牙语，翻译了巨著《堂吉诃德》。1978年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出版时，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，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。1986年杨绛被授予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。

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学和翻译上造诣非凡，但更多的读者还是通过《我们仨》这部书才逐渐了解她的。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，钱瑗教授的母亲，且不说她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予丈夫及女儿莫大的支持，最令人动容的，是当钱瑗和钱钟书相继离开后，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，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。

1941年夏，为维持生计在上海当小学代课教员的杨绛，业余创作剧本。

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《我们仨》一书，还起好了写作大纲，然而却因为早逝未能如愿。为了满足女儿遗愿，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了《我们仨》，内里充满对亲人的深情追忆，读之令人恻然。

钱瑗从英国留学归来，一家人重又团聚。

钱钟书一家彼此间情感深厚远远超于常人，在杨绛笔下是“最平凡不过”又“不寻常的遇合”。“我们仨，却不止三人。每个人摇身一变，可变成好几个人，”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这样形容三人之间没大没小的亲密关系。

杨绛在中关园宿舍。

有时，杨绛是家中的“主心骨”。钱钟书常“做坏事”：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，砸了台灯，弄坏门轴，杨绛说一声“不要紧，我会修”，他便放下了心。

钱钟书与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寓所院里散步。

杨绛同钱钟书一样，对名与利看得很淡，不爱应酬，不爱宣传，只希望能有个安静的生活，闭门谢客，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。

杨绛在家接待清华“好读书奖学金”获奖同学，她说话幽默，逗得大家直乐。

杨绛的老街坊严欣久说，杨绛有一个铁律，绝对不贺寿。如果是很熟的人，她就笑着说，那你们替我吃碗面吧。渐渐地，大家都遵循老人的意愿，不再为她贺寿。有的人买了一束花，就插在她家门口信箱内，将祝福的话写在卡片上，避免直接敲门打扰老人。

“剩了我一个！”2003年岁尾摄于北京三里河寓所。

杨绛与钱钟书一生隐身于书斋，遨游于书中的世界。（图文综合新浪网、新华网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