滇越铁路来了，

电灯电话来了，

新学新军革命党来了，

地下党红军红色火种来了，

抗日烽火来了，

内地和本土企业来了，

西南联大也来了。

四季温和的昆明，

随着时代的脉搏

分外激荡起来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

京津相继沦陷，

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

三路辗转跋涉万里，

在欣然恭迎他们的昆明城

匆匆驻足，

创立名闻遐迩的

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

它的到来，

不仅留下中国教育史上

“南清北和，联大花开”的佳话，

也因其正值国难时艰，

却能人才辈出，

而让后来人们不断反思

这令人称奇的

——“联大现象”

......

欢迎收听wei读新一季

——《昆明往事》（28）：

详细内容，请点击下面绿色光标收听：

收听提示：

一、历史提要：

二、西南联合大学来了：

国家都快要亡了，学生当时从来没想着怎么就业赚钱，都是想着学好了，怎么才能救国。那时的学生，总爱唱:“每个人都在想，总有一天要打回去”。还有这首西南联大校歌--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》，填的是一阙《满江红》：“待驱除仇寇，复神京，还燕碣。”这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，歌词里满溢着悲壮，而里面的那些愿望，最后都实现了。

当时，学校从湖南长沙迁徙到昆明时，大部分学生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，几千公里艰苦跋涉，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昆明。

那时，当收到南下的通知时，闻一多也带着孩子离开了天津，路上遇到了诗人臧克家。臧克家问道，“你那些书怎么办?”闻一多回答，“大片大片国土都丢了，几本书算什么?”结果，不仅书没了，人也没了。

没能随校“北归”的，还有李公朴先生

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时，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，徒步3500余里于1938年4月27日到达昆明

1938年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下入滇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那个时候的世界再大，却已经动荡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小城中，猛然来了一大群“有大学问”的人，的确震动不小。

“穷困潦倒”的大学：

泥土版筑成的围墙里，是120亩的校园，校门并不大，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，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。

这个只存在8年的“最穷大学”，到底有多穷?

先来看看当时请梁思成林徽因“屈才盖茅草房”的经历吧。

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，联大校长、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。两人欣然受命，花了一个月时间，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：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。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，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。此后两个月，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：高楼变成了矮楼，矮楼变成了平房，砖墙变成了土墙。几乎每改一稿，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。

林徽因

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，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：经校委会研究，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，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，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，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，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。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，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，痛心地喊道：“改！改！改！你还要我怎么改？我……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，茅草房就茅草房吧，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？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！”梅贻琦叹了口气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。”梁思成听罢，含泪而退……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，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、最委屈的工程了。半年以后，一幢幢低矮的铁皮房、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。

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，这两位建筑大师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让这所大学有了自己的模样。

尽管校舍十分简陋，除了图书馆的屋顶是青瓦，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是铁皮屋顶之外，其它建筑一律是茅草房。但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珠联璧合，硬是将茅草房设计出了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联大学生在阅览室内刻苦学习

学生们走出图书馆，这是校园里最好的建筑了。

化学系的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。

但大部分教室里没有课桌，学生们只能用板凳当课桌。

西南联大茅草屋顶的学生宿舍

狭小的学生宿舍内部，每间宿舍有40个学生入驻。

简陋的校园里，因为有了置身其中的人和浓浓的学术氛围，似乎茅屋的气质也随之改变了。或许这是为梅贻琦校长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所作的最好诠释吧。

学校穷教授学生也“寒酸”：

联大的教授很多都是国外留洋回来的，原本都风度翩翩，西装革履，专心致学，许多学生家境也不错。到了联大，因为物价飞涨又时值战争期间，一个个都成了穷教授、穷学生。

据汪曾祺回忆说，当时联大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，裤线笔直的，也有穿麂皮夹克的，后来就日渐少了，绝大多数是蓝布衫，长裤。几年下来，衣服破旧，就想各种办法“弥补”，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。有人裤子破了洞，不会补，也无针线，就找一根麻筋，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。这样的“疙瘩名士”不止一人。

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。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，式样早就过时，领子很高，袖子很窄。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，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（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）披在身上，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。

查尔瓦——彝族服饰。彝族不论男女，都喜欢披一件羊毛织的披毡“查尔瓦”。它形似斗篷，长至膝盖之下，下端饰有长穗流苏，白天披在身上挡风御寒，夜晚则当被褥。

更有甚者，一次有个女生从南院（女生宿舍）到新校舍去，天已经黑了，路上没有人，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，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，很紧张。回头一看，是化学系教授曾昭伦。他穿了一双“空前”（露着脚趾）“绝后”鞋（后跟烂了，提不起来，只能趿着），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。

“南渡”途中的曾昭抡

曾昭抡(1899年5月25日-1967年12月8日)，字叔伟，出生于湖南湘乡，是曾国藩弟弟的曾孙。化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1920年曾昭抡毕业于清华学堂，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，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，同年回国。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、化学工程系主任、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、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1949年起，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，教育部、高等教育部副部长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，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。1967年12月8日卒于湖北武汉。

图为湘黔滇旅行团中十位教师的合影(缺王钟山)左起：李嘉言、李海峰、李继侗、许伟橘、黄珏生、闻一多、曾昭抡、吴征镒、毛应斗。

曾昭抡与妻子俞大纲。俞大纲是曾的表妹。两人在长期的相处中情愫暗生，便主动跟家人提出结婚。考虑到近亲结婚，决定不要孩子。然而，这并未影响夫妻俩的幸福生活。俞大纲十分崇拜丈夫曾昭抡，因为他不仅知识渊博，年少有为，还总是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前行。在曾昭抡的鼓励下，俞大纲努力学习，不仅读完了大学，还到英国留学，回国后在学校任课。曾昭抡擅长化学，而俞大纲感兴趣的是文学。两人一文一理，相得益彰。曾昭抡和妻子共同度过了39年的时光，直至1966年妻子不堪受辱选择服药自杀。一年后，曾昭抡也自杀去世。

难怪有一次朱自清在街上遇到乞丐乞讨，他对乞丐说“我是联大穷教授啊”，乞丐听了掉头就走。朱自清回去告诉了华罗庚，华罗庚又告诉吴宓，此事一传十十传百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逼退乞丐的绝招。

华罗庚一家刚到昆明时因住处遭轰炸，一度借住在并不宽敞的闻一多家

闻一多因生活拮据，曾以替人治印补贴家用

生活上的“寒酸”遮不住优雅与风骨：

教室的屋顶是铁皮做的，图书馆和实验室是青瓦做顶，宿舍则是最便宜的茅草做的，夏天漏雨，冬天灌风。

宿舍里上不了自习，图书馆也很小，只有不到300个位子，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。

雨季时，真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学生听不见老师讲课，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”，无奈之下，西南联大商法学院教授陈岱孙，就只好在黑板上写着“静坐听雨”。

哪怕外面战火连天，哪怕乱世如麻，哪怕风雨飘摇，哪怕岁月艰苦，中国人的风骨和文化人的优雅不能无。

陈岱孙先生

炮火惊扰下的课堂：

普通大学里有的，西南联大基本都有，但是西南联大里有的，普通大学里可不是都有。“跑警报”，这项联大师生的课余生活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跑警报”

当战火一点一点蔓延到中国的西南边，昆明也难逃日军的轰炸，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，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，但不是扔炸弹，而是故意朝着人群，用机枪扫射。

日本轰炸机在天空中横行

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，西南联大更改了上课时间，提前一个小时上课，每节课改成40分钟，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。等飞机飞远了，师生再赶回来，继续上下午的课。

而为躲避轰炸，警报都会先响起，学生和教授一起“跑警报”。

在防空洞里“躲警报”

“跑警报”还流传出了一个最有趣的典故:某次，警报响起，文学院教授刘文典跑了一半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偶像陈寅恪身子骨弱眼睛又不太好，赶紧回头带几个学生把陈先生给捎上了，一边跑，一边喊，“保存国粹要紧!保存国粹要紧!”

而这位“国粹”陈寅恪先生常常为了教授学问不顾自身安全，随时为学生开设小灶，不仅在家里，还在“跑警报”后躲避空袭的防空洞里。

《无问西东》写实地再现了师生们跑警报的场面，连天炮火中，这位依然面无惧色地在防空洞里讲课的教授，便是陈寅恪。

探究“西南联大现象”：

有人问沈从文，为什么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，环境那么差，但西南联大8年里却人才辈出，成为人们口中“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”。

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：“自由”。

沈从文

西南联大爱才，不问教授出身资历，只看他们有没有真本事，像沈从文、钱钟书、华罗庚等人都是破格录取的。

没有人强迫联大的学生必须来听什么课，也没人强迫联大的教授要讲什么课，怎么讲课。理工科的学生们要求严谨，每个数据都不能出差错，但人文系的老师们那就自由多了。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获得者王希季在学校，有一次考试，因为一个小数点错位，得了零分。

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 空间返回专家 王希季

闻一多上课喜欢抽烟，他的学生也可以上前“借火”。

徐志摩有一次上课带了个烟台大苹果，一边吃一边讲，也并没有人觉得不妥。

罗常培讲《花间集》的方法就是:不讲。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(实为吟唱)一遍:“‘双鬓隔香红，玉钗头上风’--好!真好!”这首词就pass了。

朱自清就比较严格一点，他讲宋词会一首一首地讲，还要求学生做笔记，还要考试。

1937年11月天津留影，左起沈兼士、张庭济、郑天挺、魏建功、罗常培、罗庸、陈雪屏。

沈从文教写作不赞成命题作文，很少命题，他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他讲课也是天南海北地聊，并没有什么课本大纲。但沈从文给学生批改文章极其认真，经常会在后面写很长一段读后感，还会给你介绍一些写作方法相近的中外名家作品，可以读来参考学习。写得好的学生文章，他也会推荐到相熟的报纸杂志去刊登，以兹鼓励。

钱钟书讲课全部用英文，而陈寅恪讲历史从不用大纲资料，来了就讲，旁征博引，原句都在他的脑子里。

文学系师生合影，闻一多、朱自清、胡适等大师级人物也在里面。

联大有对学生亲切热情的老师，也有性情孤僻的“怪先生”，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，便习惯了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据说陈岱孙平常最难讲话，脸上不露一丝笑容，只有在办公室里才接见同学，但讲话也决不超过三句。如果有学生找他聊些有的没的，他会取下从不离嘴的烟斗，说一声“出去”。

尽管是高冷的人设，陈岱孙却以过硬的专业教学，博得学生的认同。他讲课如背讲稿，有条不紊，没有一句废话，记笔记最感方便。陈岱孙的令人又爱又恨，还表现在他吃货的一面。上经济学课时，不管课室的窗纸被风吹得多么响，他只管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讲他的“边际效用”。“第一碗肉效用价值最高，第二碗肉还很高，第三碗肉……”听得穷学生们直流口水，肚子咕咕响个不停。

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：左起为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岱孙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吴有训。

闻一多的课受学生欢迎，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课可是连教授都要争着听，因此他也被尊称为“教授的教授”。在联大，陈寅恪每学年都开两个课程，一是文学课程，二是史学课程。上课的时候陈寅恪书往桌上一摊，基本不看，便历历如数家珍，张口就是引用古书原话，没有任何教学大纲，完全是自由发挥。由于讲的内容太专业，引用的古诗学生们多没读过，围观的人多，听懂的人少。因此陈寅恪喜欢在家里指导三四位天资聪颖的学生，在这几个小时里，他会侃侃而谈。

陈寅恪曾经说过，“我要请的人，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，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，便不是我的学生”，可见大师讲课形式虽自由，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却是格外的高。

陈寅恪

另一位文学院的大神，当数先后历任外语系、历史系、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的“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”吴宓。

吴宓对《红楼梦》研究造诣极深，据说凡听其红学演讲之人，无不屏息凝神，如醉似痴。他能一人将林、王、薛、贾演得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，直叫人慨叹“那不是听报告，简直是看演出。”

为了一睹教授“主演”的《红楼梦》，联大教室总是挤得水泄不通，吴宓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，就放下手杖，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。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跟着搬来椅子，等到各位“宝姐姐”、“林妹妹”都坐下了，吴宓才开始讲课。

吴宓

在西南联大，刘文典当属极有个性的一位。有一次课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，说：“今天提前下课，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”。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，他是要在皓月下讲《月赋》。到星期三，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，刘文典坐在中间，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《月赋》，生动形象，见解精辟，让听者沉醉其中，不知往返。

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：“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？”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“观世音菩萨”就行了。众学生不解，他加以解释说：“‘观’是要多多观察生活；‘世’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；‘音’是文章要讲音韵；‘菩萨’是要有救苦救难、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。”

在联大时，刘文典完成《庄子补正》一书，并于1939年出版。该书立论严谨，学风扎实深厚，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：“先生之作，可为天下之慎也。”此书不仅在当时、就是现在，这本书仍具有很大影响力，是研究庄子参考书目中之第一。

刘文典宣称：“古今真懂庄子者，两个半人而己，第一个是庄子本人，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，半个人就不好说了”。

他连搞新文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，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：“在西南联大，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应该拿四百块钱，我该拿四十块钱，朱自清可拿四块钱。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。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，那我是什么？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？”恃才自傲，狷介无比，无人能与之相匹。

在联大“跑警报”时，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。搀扶陈寅恪先生出来的刘文典正好撞见沈从文经过，刘文典大怒道：“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，我跑是为了保存《庄子》；学生们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，可你这个该死的，什么用都没有，跟着跑什么跑啊！”

当年在安徽时，他怼过蒋介石，在大学又怼了同事，足见刘文典个性特异风骨强硬。但在治学上，他是十分严谨的，学术研究以校勘学、版本目录学、唐代文学史方面造诣颇深。

另外，刘文典性情枯涩，除了读书治学，他只爱好一口云腿（云南火腿）一口云烟（云南烟土），人称“二云居士”。云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他那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参加学生运动，后来失去了生命，刘文典大恸哭，自此沾上了烟土，即是如此，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劲。

联大北归后，别人都回清华北大了，只有刘文典留在了云南。解放后，刘文典年事渐高，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，一度没排他的课，但他坚持要上课，并声色俱厉地说：“教授怎能不教书？不教书就是失职！”同时，人们对刘文典这一口“云烟之癖”异常宽容。后来响应党的号召，他也终得摔掉大烟枪，最后终老于云南。

在民国这个风云聚会、时代巨变、跌宕起伏的时期，各色文人、学者、思想家可谓人才辈出。难得的是，他们中的一大批人，都被西南联大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地收归麾下了。

南开、清华、北大三校校长。从左至右：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

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。

联大对学生功课的审核非常严苛：每一个学分都必须严格修到位，如果不及格，就要从头重修。校长还规定：文法学院学生，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。所有的学生，都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。可以想象，要想拿到这张毕业证，得付出多大代价。这应该又是自由之下的严苛了。

为了支持抗日，西南联大很多学生报名上前线抗日。图为西南联大欢送从军抗日的同学。

前世不知你我，今生难问西东。

小wei在西南联大门前为wei读《昆明往事》系列节目作结，感谢各位收听关注。

这里是晓wei的声音杂志：用声音带您阅读

点击标题下方的“wei读”或以上二维码